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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已发现压力是可遗传的
日期：2024-04-20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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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家已发现压力是可遗传的
令人们吃惊的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压力是可以遗传的。这或许意味着，后代被他们的母亲编程以适应这个竞争的世界，后代的恐惧、紧张，使他们比那些更加轻松自在的同伴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这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父辈对于压力的“警惕反应”传到后辈的时代时，或许已成了庸人自扰。
令人们吃惊的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压力是可以遗传的。这或许意味着，后代被他们的母亲编程以适应这个竞争的世界，后代的恐惧、紧张，使他们比那些更加轻松自在的同伴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这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父辈对于压力的“警惕反应”传到后辈的时代时，或许已成了庸人自扰。
在你的身体中不存在一种系统是压力永远侵蚀不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引发你的血压上升，增加你的不孕机会，使你的衰老速度变快。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你以为卸下压力的源头，所有这些恐怖的反应就会立即消失，是不是？
错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压力不仅能够为你的身体带来长久性的变化，某些变化甚至能够传给你的后裔，对他们产生影响。
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人员目前正在争论的焦点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所特有的问题，心理压力在生物界其他地方同样猖獗。“它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他们声称，“就像是一个乐队的指挥，它规定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节奏，确定哪些物种蓬勃发展，哪些步向衰败。”
难以磨灭的压力
研究者认为，“压力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一些环境和经验方面的影响是持久的。
“事实上，目前已经到了改写有关压力方面的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了，”纽约市西奈山医学院（Mount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位神经学家，雷切尔·耶胡达（RachelYehuda）说，“‘压力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一些环境和经验方面的影响是持久的。”她说，“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生物学说。”
耶胡达对于压力能够在家庭中**下来并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的这种想法始于1993年。当时，她开设了一间**大屠杀幸存者心理问题的诊所，并被患者的成年子女的电话所淹没。
经过深入调查，她发现，这些孩子特别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尿液中的皮质醇**（hormonecortisol）水平都明显偏低。更奇怪的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越是严重，他们孩子尿液中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就越是低。
皮质醇在人体的应激反应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一个威胁发生的时候，大脑就会指挥肾上腺——就在肾脏的上方，释放***，包括肾上腺素进入血液。其结果就是，心跳加快、呼吸加速等让我们进入备战或者预备飞行状态。
而当威胁过去了，大脑就会发送另一个信号，让肾上腺释放皮质醇。皮质醇通过结合大脑某些特定区域的感受器（包括海马体），从而关闭应激反应。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的一位神经科学家迈克尔·米尼（MichaelMeaney）表示，大鼠的早期生活中一些有压力的事件能够影响它们成年后的应激反应。
比如说被一个疏忽大意的母亲抚养就是其中一种。在一个疏忽大意的母亲手下长大的幼崽成年后往往胆小怕事或者容易激动，它们会比在细心周到的母亲手下长大的幼崽拥有更少的海马受体皮质酮（hippocampalreceptors cocorticosterone，在实验鼠体内皮质酮等同于皮质醇）。
不久前，米尼的研究小组因为在人类身上发现一项和上述实验鼠研究类似的研究成果而成为头条新闻。
米尼的前学生帕特里克·麦高恩（PatrickMcGowan）设法从24名成年的**者脑部取出组织样本，其中一半的人在童年时期曾经遭受**，另外一半的人则没有。研究人员发现，相对于那些未受到**的**者，受虐者的海马体中含有更少的皮质醇受体。
压力印记烙进基因？
一些表型遗传印记在精子和卵子结合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而与压力相关的印记就在其中。
因此，不管是实验鼠还是人类，早期的生活压力事件会在脑部留下一个持久的痕迹，从而造成脑部对于皮质醇的压力抑制效果不那么敏感。
同样在两种物种中，降低的灵敏度又与所谓的表型遗传学变化（epigeneticchanges）有关，这是指DNA的化学修正改变了基因的活性而没有改变基因本身。DNA序列不发生变化，但基因表达却发生了可遗传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细胞内除了遗传信息以外的其他可遗传物质发生的改变，且这种改变在发育和细胞增殖过程中能稳定传递。遗传改变，通常被称为“进化”，需要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但是，表型遗传学变化却可以在一生中积累发生，使得生物体能够比他们的基因组适应得更快。
瑞士巴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密雪生物研究所（Friedrich Miescher Institutefor Biomedical Research）的生物化学家苏珊·加塞尔（SusanGasser）这样说道：“表型遗传学认为个体的发育是在个体器官和各个部分的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预先存在于受精卵中的学说，把我们从我们的基因中释放了出来。”
米尼的研究小组发现，疏忽大意的大鼠妈妈和细心周到的大鼠妈妈所产下的后裔，它们脑中皮质酮受体（corticosteronereceptor）的基因编码携带了不同的表型遗传印记（epigenetic marks）。
结果是，被忽视的后代，它们的基因没有那么活跃，这就意味着它被更少地转化为那些关键的受体——那些负责关停应激反应的受体，从而对这些幼崽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在那些受虐者和非受虐者的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结论。
耶胡达（Yehuda）开始怀疑表型遗传机制（epigeneticmechanisms）是否能够解释大屠杀幸存者的小孩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个激进的提议，因为它意味着表型遗传学变化可以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大多数的表型遗传印记应该在配子过程中，也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过程中被擦除的，因此每一代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然而，现在有证据证明，一些表型遗传印记在擦除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而与压力相关的印记就在其中。
为了更好地生存
野兔妈妈把压力标签传递给后代，后代长大后就变得“过度警惕”，因此能够更好地躲避天敌。
为什么压力的影响如此之巨大？它们是否代表了一种系统发生了故障——从概念上来说我们的表型遗传状态(epigeneticstatus)应该重置归零。
这是否意味着，后代被他们的母亲编程以适应这个竞争的世界，后代的恐惧、紧张，或者拿精神科医生的行话来说“过度警惕（hypervigilan）”，事实上使他们比那些更加轻松自在的同伴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
这是一个反知觉的想法，但是在除人类以外的动物实验表明这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欧洲的椋鸟，雌性的压力***污染了它的蛋黄，这意味着，它的幼崽从生命的*初阶段就要面对这些。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的行为生态学家奥利弗（OliverLove）表示，那些还在鸡蛋里就被暴露在高压力***水平下的幼鸟往往比其他的幼鸟在执行飞行试验的时候表现更好，因为它们的翅膀肌肉成熟得更早。“‘压力’为它们躲避天敌提供了更好的准备。”奥利弗说。
多伦多大学神经生物学压力研究中心的鲁迪·布恩斯特拉（RudyBoonstra）认为，这种遗传的应激反应能够解释整个食物链的动态。例如，在覆盖加拿大一半大小的北方森林，300年前，毛皮商在轮流猎杀猞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森林中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的奇妙关系。
猞猁、郊狼和大角猫头鹰等捕猎者，都捕食野兔。野兔的种群数量从低到高再滑入低谷，大约每十年达到*高密度一次。猞猁的种群数量则紧随其后，有一到两年的滞后。
经过30多年探索这个神秘的同步性，布恩斯特拉认为，他终于看到了一点问题的核心。当野兔的数量较低的时候，它的天敌众多，野兔妈妈的压力就变得很大，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循环节点上，野兔的死亡率几乎接近了95%。而研究人员在它们粪便中的高皮质醇含量中读到了压力的***标签。“从***意义上来说，我们知道野兔正在想什么。”布恩斯特拉解释说。
他认为，野兔妈妈把这种压力标签传递给自己的后代，随后，它们的后代长大，变得“过度警惕”。就如同奥利弗所说，这使它们能够更好地躲避它们的天敌，因此它们拥有更好的生存和繁殖下去的机会。
同时，对于猞猁来说，寻找食物变得更加困难，接着它们的种群数量逐渐下降，这种上升趋势一直会持续到野兔的数量恢复到一定程度，此时幼崽又会变得不那么谨慎了。
麦高恩目前正在和布恩斯特拉一起调查表型遗传机制，探究是否能解释野兔的戒心减弱或者加强的变化。布恩斯特拉预测，他们将会发现：在周期高峰和低谷期的幼崽大脑皮质醇受体数量有非常大的差异。“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天敌的直接影响，而对于那些间接的影响，心理影响，也许会更大。”
压力也会“过时”
人类不像兔子，一个人所生存的环境不可能与父辈一模一样，所以父辈时代的压力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是必需品。
类似的发现有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的一些什么呢？耶胡达的研究有力地表明，修正后的应激反应也能被遗传给下一代。然而，我们和加拿大北方森林中的动物有一个*主要的差别：我们的寿命更长。
人类的长寿意味着，我们不像兔子，一个人所生存的环境不可能同他父母生活的环境一模一样，而这又意味着，在他（她）被母亲编程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她）真正进入的那个环境是有一定的不匹配风险的。
就像耶胡达指出的，“过度警惕”也许对于一个集中营囚犯而言是一种恩赐，但是对于处在和平时期的现代城市人来说却是一种障碍——就像耶胡达在**大屠杀幸存者中那些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孩子时发现的那样。
我们很长寿，部分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成功地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谈到压力，我们也许正是我们成功的牺牲者。
